从师记（上）

1977年年底在北京密云山区参加高考后，我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南开大学。从那时起，我有幸得到很多老师的指点，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南开大学中文系77 级有77 位新生，论年龄，我排行第70，属于小字辈。报到第二天，系领导给新生讲解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两大类（政治课和专业课），总共17 门：形势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外国文学、工具书、专题课、英语、体育、军事。前三年是基础课，最后一年是专业课。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专题讲座，内容很丰富。四年八个学期的课，外语学习任务最重。我过去学了五年德语，重新学习英语，压力很大。

大一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多聚焦当代文学，关注文坛变化。从《班主任》到《爱情的位置》，从《伤痕》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每有新作问世，大家都争相传阅，争论分析，常常彻夜不眠。不久我们班就成立了文学社，分为评论组、诗歌组、小说散文组、戏剧组等，大家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和评论心得。同学们还把自己的作品贴在墙上，供人评头品足。进校不到一个月，中文系同学又创办了《春芽》杂志，蜡板油印，人手一册。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学创作上，暗暗较劲，看谁能最早出头。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发表作品的机会微乎其微。好在那时不被录用的稿子，刊物会退还作者。我有一个同学，试图验证编辑是否看过他的稿子，就将中间一两页稿纸用浆糊粘上一点。退稿后，他发现那两页粘上的纸并没有被撕开，说明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197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17 岁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了我很大鼓励。马克思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我们的职业理想是当作家。在当时，全社会都沉浸在文学的狂热中，都愿意献身文学事业。

文化部有关部门曾收到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文学剧本、小说、诗歌等，大概数量很多，简单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拣金，也许能发现优秀作品。文化部将这些作品分派到重点大学中文系作初步筛选，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办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试行，一举两得，效果很好。文化部又继续推广到其他院校。我们正好上文学评论课，审读作品可以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每人都分了好几个剧本，写出读后意见。我小有得意，觉得自己可以审读别人的作品，离文学梦想越来越近。写作课还安排我们到厂矿企业进行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我和同学韩异到天津计量检定所南开分所，采访张光寅老师的先进事迹，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写作帮助很大。

本文作者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

随着课程的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志趣逐渐疏散开来。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程调动起部分同学对现代汉语的兴趣，宋老师很会讲课，要求极严。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分析“打得他到处乱跑”的句式结构，看见什么都像“状语”。譬如看见卖冰棍的，一个说“大街上有个卖冰棍的”，另一个接着说“这是存现句”。有些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譬如“我们明天回到北京”，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玉柱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学生。

我们读书时，都喜欢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开大学”四字是毛主席的题字，“开”的繁体字是“”。假期到农贸市场买菜，那些乱跑的小孩子还凑近来看校徽，把“”念成“门”，喃喃自语道：“南门大学。”我心想，管他“南门”还是“南开”，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讲学，听了张庚、孟伟哉、王朝闻、严济慈、于光远、杨润身、吴小如、杨志杰等作家、学者的讲座，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无知才无畏。想当作家就是因为自己无知。古代、现代、当代，举凡优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学养，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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