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育德的主要方法

中国以文化人的思想由来已久，如何通过文艺对民众进行教化是执政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延安时期作为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转折期，充分展示了通过文艺育德来获得群众认同的历程。

一、延安提供的现实土壤

延安时期成为有效运用文艺实现教化育人的典型，是有其自身必然的历史条件。一是适宜的时空条件。1937 年之后的十年，延安作为党的革命根据地，身处敌后，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直接战争，环境相对稳定安全，军事态势也较为和平。这让领导者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也为诸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机会。

二是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当时的延安大多数是农民，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匮乏，仍以信天游、秧歌等为主要文化交流形式。延安薄弱的文化基础制约了政策的落实、影响人们的认同。同时，领导者也发现自身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欠缺，与革命政权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有距离感。

三是充足的人才条件。延安时期，为了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提出要“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1]，为知识分子创造出相对自由、民主、舒适的创作和生活氛围。这让正在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政治选择和现实需要，纷纷赶来，为文艺育德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制度保障：颁布相关文艺政策

“文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与载体。”[2]延安时期，为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组织抗战，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发布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以下简称为《讲话》），并以此作为牵引，将整风思想延伸至文艺领域。

一是将文艺纳入革命，掌握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在《讲话》中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回答了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等问题，将文艺变为从属于并由党来安排管理工作的工种之一，成了党事业的一部分。这既确定了文艺工作在党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又使文艺工作者与“拿枪的军队”一样，肩负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和政治责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来。

二是面向工农兵，去知识分子化。毛泽东在《讲话》中规定：“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强调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4]，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为延安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即通过向工农兵“学习”，而不是文艺大众化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将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颠覆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上的统治地位，将其改造为有机知识分子[5]，从而建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层，掌握文化领导权。

三是实事求是、制定文艺方针。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即眼下文艺工作的重心放在“普及”上是为了配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权宜之计，但文艺的发展还是要遵循自身的规律不断提高，同时还阐明了是歌颂光明还是批评阴暗、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对当时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引导文艺家真正参与到党的政治活动中。如《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民间形式；《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刻理解与学习《讲话》内容等等。

三、队伍建设：改造传统知识分子

1942 年之前，延安还未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那时知识分子的有机化程度低，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和民族自我批判精神，这与党的思想观念错位甚至冲突。如何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这一时期实现文艺育德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首先，了解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在整风和座谈会之前，由于领导者对大批知识分子涌来的情势估判不足，面对有着各种革命动机、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除了提供优渥待遇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成熟的理论、政策进行指导。文艺家们过着惬意的生活，沉溺在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中，让他们在生活上脱离了群众，同时也反映到创作上。以戏剧为例，在1942 年之前延安的文艺家们大多演多幕戏、外国戏。这些高密度的大戏，不仅花销过重，且难以吸引当地的大多数群众。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16/3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