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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及传统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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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故事”的提出

“中国故事”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首次正式提出，并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等多处重申“要讲好中国故事”[2]10-11。

《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文艺评论”发表的《何谓“中国故事”》一文，认为“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3]。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中正式将“中国故事”概念的核心指导作用界定在文艺和文化方面，之后《人民日报》评论部又陆续出版《习近平用典》和《习近平讲故事》进行集中解读。

由此，“中国故事”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界重要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形成了围绕“中国故事”概念的系列文艺思想。

二、“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提出的直接背景是当前文艺界的“浮躁”问题突出。发挥系列思想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引导作用，以系列思想为指导建设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是当前文艺研究领域的迫切使命。即，将“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成果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理范畴阐释其中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及传统文化基点，并与文艺基本原理对接，用于指导当前文艺创作和实践。具体来说，“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见图1)细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其前提有二：一是承认文艺为全体人类共同需要，承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尊重；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和文艺发展道路不动摇。

其次，“中国故事”这一中国文化软实力载体的内在根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其传承中介是“中国故事”承载着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梦。

再次，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的最直接外化即是习近平总书记惯用的“习式话语”，善讲故事和用典是其两个突出特征，其背后的原理是中国故事体现的中国声音和民族文化自信。

图1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示意图

三、“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传统文化基点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又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到“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2]3-4。在具体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15-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

其一，讲好“中国故事”要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精华。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文艺创作和评论要肩负时代历史、社会生活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在最早集中记录文艺观念的典籍《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认为原始文艺混合体“乐”的功用为“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4]392。这是对文艺教育功用的强调。后来《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的“诗教”观点：“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5]9此处，孔子对文艺在审美、教育、认知、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的功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兴观群怨”说成为古代文人对文艺功能的权威界定。后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艺功能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68的观点。他强调文艺对个人扬名和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以上论述，后经唐代古文运动过渡，至宋代周敦颐将其总结为“文以载道”，由此形成了古代文论对文艺社会功用的集大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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